技术辉煌,甘露之变

宝历二年十二月八日,敬宗被害后,刘克明、苏佐明等人假传遗诏,立宪宗第六子绛王李悟为帝。但是,负责军国要政的枢密使王守澄、禁军首领梁
守谦等不肯罢休,起来对抗。最后,他们率禁军杀死了李悟、刘克明和苏佐明,迎立敬宗弟弟李昂继承帝位,历史上称为唐文宗。
文宗是穆宗
的第二子,12岁时被封为江王,性格恭俭儒雅。他在王邸时,喜欢读《贞观政要》,对太宗的勤政非常向往,因而即位以后,每次接见群臣,都用很长时间讨论朝
政。当时朝廷有个规定,天子单日临朝理政。为此,文宗对宰相说:“我想和你们每天都见面。”对官员的任免,文宗也极其认真。宰相府提出候选人,他总要亲自
接见,当面考察,然后再颁布任命诏旨。一次,中书提名鸿胪卿张贾为衢州刺史,文宗同意了。张贾好赌博,当他和文宗告别赴任的时候,文宗问:“听说你善
博?”张贾回答:“只是政事之余,和朋友们玩玩,不妨碍政务。”文宗却说:“怎么能有贪好而又不妨碍政务呢?”张贾赴任后马上改变了这一劣习。
除谨慎地用人行政之外,文宗当时最关心的是怎样铲除宦官。因为宦官专权,左右朝政,甚至危及帝王的生命,这些使他感到非常忧虑。
最初,文宗想利用朝中大臣的权力来抑制宦官。他先后提拔韦处厚、路隋、李德裕、牛僧孺为宰相。这些人都是通过科举道路做官的,又多出身豪门大族,为了维
护他们自身的利益,彼此之间互相排挤、各树宗派,进行着激烈的“党争”,有的不惜和宦官相勾结。在这种情况下,文宗只好等待时机,物色新的人选。
大和四年九月的一天,长空万里无云,深秋的风带着凉意掠过皇宫,灿烂的阳光给每座宫殿都抹上了一层金色。在这金风送爽的美好时节,文宗心里也
似乎爽快了许多。他正在宣政殿和翰林学士宋申锡单独谈话。宋申锡似乎看出了文宗的心思,也毫不隐讳,直抒己见。在文宗表露了自元和以来,宦官擅权,心头愤
懑,因而总感到忧烦的思想之后,宋申锡表示:对于宦官,只能逐渐地剪除。他详细地向文宗谈了自己的看法。文宗认为宋申锡深沉有谋略,便让他当了宰相。谁
知,到大和五年二月,宋申锡的计谋还没来得及实施,就被宦官王守澄发觉了。王守澄反守为攻,指使军吏豆卢著诬告宋申锡和穆宗第六子漳王李凑谋
反。豆卢著说得绘声绘色,许多大臣信以为真,文宗本人一时也分辨不清。于是,宋申锡被贬为太子右庶了,失去了宰相的大权。就这样,文宗企图通过宋申锡打击
宦官的计谋中途夭折。
但是,文宗并没有失去信心,仍在寻找可以帮助他的人,特别注意那些出身寒微的朝臣。终于,他找到了李训和郑注。
李训是肃宗时期宰相李揆的族孙,祖辈虽然是大士族,但到他的时候已经破落。李训身材魁梧,神情洒落,才思敏捷,善于揣摩人意,还精通经学,中过进士;因
为一些事情的牵连,被流放到岭南,后被朝廷赦免,回到洛阳居住。当时李逢吉做洛阳留守。李逢吉当过朝廷宰相,不满意洛阳留守的职务,还想重掌朝纲,又没有
办法,所以常常流露出闷闷不乐的情绪。李训知道他的心思,便常和他往来。经过多次接触,李逢吉认为李训可以利用,就给李训许多金帛珍宝,派他到长安走动行
贿,为自己重返朝廷创造条件。李训到了长安,首先买通的人是郑注。
郑注是怎样一个人呢?原来,郑注本姓鱼,改姓郑,人们叫他鱼郑,原
是个懂得药理而奔走于长安豪门大户的江湖术士,后被襄阳节度使李重用,留在他的衙署任职。李后来移镇徐州,郑注又以职事身份随往。有关军政事务,李
都让郑注参决。当时,宦官王守澄在徐州监军,开始对郑注很厌恶,认为他是一个诡辩阴狡的人。一天,他和李谈起,表示要除掉郑注。李告诉王守澄说:郑注
是一个有奇才的人,你不妨和他接触一次,如果认为不好,再除去也不迟。李恝命郑注前往拜见王守澄。王守澄开始还有些不高兴,等和郑注深谈起来,才认为郑注
有机谋,是一个可利用的人,便改变了对他的看法。王守澄还把郑注请进内室,促膝交谈,表示相见太晚。第二天,王守澄对李说“真如同你所说,郑注果然是个
奇才。”此后,郑注和王守澄来往密切,渐渐地两个人形影不离了。大和八年文宗得病,王守澄让郑注给文宗看病,效果颇好。从此,郑注逐渐得到文宗
的信任。因为以上的情况,所以,当李训买通郑注后,通过郑注的关系,李训也很快得到王守澄的信任和文宗的赏识。
最初,王守澄把郑注和
李训引荐给文宗是怀有个人目的的。当时,朝廷里左右神策军的矛盾很大。王守澄是右军中尉。他把郑注、李训推荐给文宗,为的是对付左军。谁知事与愿违,郑
注、李训与文宗朝夕相处,长久交谈,越来越亲密,对王守澄反而疏远了,郑注和李训向文宗献计,要首先除掉宦官,然后再慢慢解决别的问题。文宗认为他们二人
可用,便在大和九年七月颁布诏书:任命李训为兵部郎中、翰林学士,后又升礼部侍郎、同平章事,赐金紫服;郑注为通王府司马,充右神策判官。李
训、郑注既然掌握了朝中大权,便利用有利的形势,乘机寻求到支持者:舒元舆、王涯、贾、郭行余、罗立言等人。舒元舆在朝中任刑部侍郎,王涯任弘文馆大学
士,贾为御史大夫,郭行余是御史中丞,罗立言是长安京兆少尹。
郑注、李训先是利用宦官内部的矛盾,不动声色地收拾了左神策军中尉韦元
素。王守澄对此感到很满意。随后,郑注、李训又推荐宦官仇士良当左神策军中尉。仇士良原来和王守澄一伙,在拥立文宗当皇帝过程中有功,因为王守澄对他没有
提拔,所以心怀不满。郑注、李训建议文宗提拔仇士良,就是要牵制王守澄。不久,郑注、李训又怂恿文宗提拔王守澄为左右神策观军容使,解除他中尉的兼职,从
而削夺了他的实权。大和九年十月初九日,在郑注、李训策划下,文宗派遣中使李好古携带有毒的酒食赐给王守澄。王守澄遂被毒死。在此之前,他们还以追查宪宗
被害为名,乱棍打死了在外地当监军的宦官陈弘志。
不久,文宗任命李训和舒元舆为宰相。李训为了更好地和宦官抗衡,进行了更周密的布
置。他通过文宗让郭行余、王分别当了宁节度使和太原节度使,掌握了地方的军政大权;让韩约当金吾卫将军,召募军队,聚集力量;让郑注出任凤翔节度使,
作为外援,以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这一切安排好了以后,著名的甘露之变发生了。

唐朝的建筑业有蓬勃的发展,形成了完整的建筑体系,是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的一个高峰,在都城建设和宫殿建筑的规划布局上有重大的创新,成就辉煌。
唐朝所兴建的诸多宏伟单体建筑和规模宏大的建筑群组,标志着唐朝木构建筑技术所达到的高度水平。例如唐朝大田宫含元殿、麟德殿等建筑,雄伟壮阔。武则天
在洛阳所建明堂,高294尺,方300尺,堂内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桶栌榉楗藉以为本”。可见,这一高大建筑是用巨木作中心柱来连接所有承重木构件的
方式,以保证建筑整体的牢固。当时建筑的基本构件,形式逐渐定型化,各构件有一定的比例关系。唐朝木构架建筑,从尺度规模、柱列布局、材分制度、斗拱形
制、榫卯技术等方面,均已达到成熟阶段。用料标准化、规格化是唐朝木构架建筑技术的重要成就和建筑技术成熟的重要标志。大量规格化预制构件的采用,使大规
模建筑可以在短期内较快地完成。
唐朝的主要建筑材料有木、石、土、砖、瓦、石灰、琉璃、金属以及油漆等。在重要建筑基座、门阙已广泛
使用贴面砖,宫殿和贵族宅第已用花砖铺地。唐朝的屋顶用瓦,有灰瓦、青提瓦和琉璃瓦三种。青提瓦质地紧密,表面光亮,多用于宫殿和哿庙建筑。琉璃瓦多用于
宫殿的檐口、屋脊、鸱吻。盛唐以后一些重要建筑已满铺琉璃瓦顶。还有表面雕刻莲花的绿琉璃型砖。琉璃瓦的颜色多为绿色,也有蓝色,流光泛彩,使建筑物华美
生辉。
建筑上的彩画和雕刻,是古代建筑装饰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彩画对木构件又有防腐的作用。唐朝建筑上的油漆彩画的部位不断扩大,
天花、藻井、檐、斗拱、本栏杆、柱、粱枋均有彩画或刷色。矿物染料品种的增加,使建筑的色彩和图案更为丰富,技艺也日趋成熟,有“退晕”、“叠晕”等技
法。唐朝彩画图案丰富,纹饰生动活泼,以团花和绵纹居多,西域传入的宝相花、石榴花以及莲花的纹样也很普遍。敦煌石窟的彩画、壁画,为了解唐朝彩画的盛况
和造诣提供宝贵的实物。唐朝在建筑与雕刻、绘画的结合上有重大发展,形成了特有的新风格,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雕饰的花纹繁复多样,图案富丽而丰满。各种雕
饰的运用,极大地丰富了建筑艺术的感染力。保存至今的安济桥栏板、龙门石窟奉先寺大佛背光、大雁塔门楣、南京栖霞寺舍利塔等,都是运用建筑雕刻的优秀范
例。
不仅如此,在地学方面,也有着巨大的成就。唐朝地图绘制学继承了传统制图学的积极成果,在大地测量蓬勃开展的基础上有很大的发
展。唐朝疆域的辽阔和国家政治、军事上的需要,大大地推动了地图绘制学的发展。唐王朝建立后,重视本土地图的绘制,同时注意收集边疆、藩属和邻国的地图。
盛唐时期国家对地图绘制更为重视,据《唐会要·职方员外郎》记载:“建中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请州图每三年一送职方,今改五年一遣送。
如州县有创造,即不在五年之限。”由国家以命令的形式规定地方政府送呈地图的年限,足见唐王朝对地图绘制的重视。同时,国家再根据地方州县地图绘制全国的
“十道图”。十道图一般有山川、户口、赋税、行政区划、州县及文武官员数字,以适应行政管理的需要,作为国家核定户口、征收赋税的根据
之一。地图的绘制须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不断修改,文献曾记载长安四年、开元三年、元和八年都绘有十道图。据著录可
知,十道图应有数卷,分别标明不同项目的内容和数字。如当时的《西国行传》10卷,便有附图3卷。
唐朝著名地理学家贾耽
,曾担任鸿胪卿兼左右威远营使,有机会经常接见外国使节和外宾,询问:“其山川土地之始终,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
备究源流。”正是在这种有利条件下,他撰写《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7卷,并绘制《陇右山南图》一轴。这轴地图是按裴秀六体的方法绘制,可以悬挂,图面上
“歧路之侦候交通,军镇之备御冲要,莫不匠意就实,依稀像真”。后来,贾耽升任宰相,有机会收集到更多的地理资料,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绘制出一
轴“广三丈,纵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百里”的《海内华夷图》。该图面积10方丈,比例为上1:1500000,用朱、墨两种颜色标注地名,自称“宇宙虽
广,舒之不盈庭;舟车所通,览之成在目”。可惜这轴地图并没有流传下来。据《新唐书·地理志》所载,贾耽还绘制有从中国到朝鲜、越南、中亚、印度以及巴格
达的地图。
唐朝《元和郡县图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全国性方志名著,也是一部以疆域行政区划为主体的地理总志。内容“起京兆府,尽
陇右道,凡四十七镇”,“每镇皆图在篇首,冠叙事之前”(《元和郡县图志·序》)。由于成书于唐宪宗元和八年,故名《元和郡县图志》。南宋时
“图”亡而“志”存,因此又称《元和郡县志》。
作者李吉甫,赵州赞皇人,唐宪宗时曾任宰相。在
《元和郡县图志》的序言中,李吉甫认为通过“图书”来了解和掌握全国各地的“山川呃塞,户口虚实”,是“事关兴替、理切安危”的大事。而编撰与绘制《图
志》的目的,是为了“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形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强调:“成当今之务,树将来之势,则莫若版图地理之为切也。”在安史之
乱后藩镇割据的年代,李占甫关于“版图地理”有利于维护和加强中央集权的论述,是有一定道理的,尽管版图地理并不能解决藩镇割据的问题。《元和郡县图志》
40卷,目录2卷,共42卷。今本仅有34卷。该书对当时全国十道所属各府、州、县的范围大小、四至、八到(按八个方位到主要城镇的距离和路线)、丘壤山
川、疆域沿革、户口多少、贡赋物产、名胜古迹,均有详细的介绍。全书所记载的河流有550余条,湖泊130余个。《图志》对形势险要等与军事有关的内容,
尤为重视。书称:关中形势,“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襄阳形势,“北接宛洛,跨对樊沔,为荆郢之北门,代为重镇。”《元和郡县图志》继承了汉魏以来地理
志、图志的积极成果,内容丰富,文笔简练,图文并茂,被后人称为“体例最善”,被后世的各种方志书奉为楷模,是我国地理志、图志和方志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
碑。

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早在古代,人们就把教师与天、地、君、亲并列敬仰。“天子、元帅、将军必有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训诫也是相传至今。

最早记载我国尊师重教的古籍应是《礼记·学记》。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严师难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由此说明,尊师是最重要的。只有尊师,才能重道;只有重道,才会使人重视学习,重视教育。

春秋战国时期的,开创了我国育人之先河,在山东曲阜的阙里,创立了第一所学校,后来被尊为“大成至圣先师”,世称“孔圣人”。清康熙皇帝曾亲临曲阜,拜谒孔圣人,并题赠“万世师表”金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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