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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缚于城市动弹不得,镌刻在砖与石之上的神话与人间

原标题:我是广州人,但我不会讲粤语…

原标题:镌刻在砖与石之上的神话与人间

原标题:藤泽周平笔下40年前的日本:离弃了乡村的人们,被缚于城市动弹不得

你会说粤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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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很多广州人会说:“当然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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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看多了社会新闻,那么也不难理解,中国城市与农村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农村地区的猪瘟与水灾,让城市市场上的肉蔬价目立即剧烈摆荡起来;日前有文章试图分析涉案滴滴司机作为留守儿童在农村的成长背景,一款叫车软件将他们与居于城市的用户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山东某村的农妇们变身自媒体运营者,为不少城市读者提供着每日朋友圈刷屏的10万+爆款文章。关于中国迅速城市化的“副作用”以及城乡居民收入与社会权益等方面的差异甚至对立,已有不少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试图解释并提出自己的解决思路,而每当逢年过节大批城市白领与知识分子返乡之时,认识和反思农村新图景的文章年年层出不穷。

但是,对于很多新广州人,恐怕只能摇摇头了…

40多年前,日本作家藤泽周平也为《回声》杂志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都市”与“农村”》。本是作为对农村问题评论家的一篇文章的呼应——国土厅调查显示,七成以上受访者希望年老后回归乡村,这群人被一位评论家斥为“农村出身而现住都市者的自私任性”——藤泽周平理解这位评论家的愤怒,但同时也理解部分离开故土者的迫不得已、留守者内心的自卑与眼看家乡败落的凄怆,以及夹在故土与难以融入的城市之间的新城市人的尴尬和纠结。一方面,“离开村子的人是舍弃故乡的人,是不顾来日的人,是向往西装革履的人。他上班虽说辛苦,但与面朝黄土的农活相比,工作却是干净而舒服,”而村子却一日比一日安静破败了;另一方面,离开的“已不是村里人,却又不能完全成为城里人。这种半吊子的他,如今在都市中应属多数。尤其近年来都市的生活不像以前那样舒适,奔波于上班路上,空气污染,一定有人会担心自己在这种状况中渐渐老死,从而变得忧郁”。

最近我一个外地的朋友要来广州旅行,他问我:“广州人讲话是不是很有意思?是不是像《七十二家房客》里面的包租婆和369那样,牙尖嘴利?”

乡村确然被他们离弃了,而他们又何尝不是被故土抛弃了呢?“住房、家庭、职场如今都把他们束缚于都市动弹不得。急救车载着病人辗转于十多家医院之类的无情报道让人不寒而栗,他却还是不能离开这样的都市。”藤泽周平不无悲伤地写道,“我想,他现在多半已经忘记自己在调查表上所做选择,而是在一天天的生活中随波逐流了吧。”

我看了看他,心想,其实你不知道,我现在身边很少朋友讲粤语啦,大部分人都讲普通话。

经译林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最新译介出版的《小说周边》中节选了《“都市”与“农村”》一文,以飨读者。藤泽周平是日本战后时代小说三大名家之一,与司马辽太郎、池波正太郎齐名。他也是村上春树痴迷的作家,更是日本影视界改编翻拍的热门。他的小说并不注重大人物,总是把关注点放在平凡的市民阶层上,作品类型多为市井物语和武士小说。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作品大概是他的《黄昏清兵卫》,除这部书之外,译林今年推出的藤泽周平作品系列还包括了两部“隐剑”短篇集《隐剑孤影抄》《隐剑秋风抄》、长篇小说《蝉时雨》以及散文集《小说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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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十年前,很多从外地来广州谋生或者读书的人,都还在抱怨广州本地人用粤语“歧视”他们,不会说粤语的外地人分分钟都可能被蔑称为“捞佬”。

藤泽周平(1927年12月26日-1997年1月26日)

然而,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短短数年间,曾经是“本地人身份象征”的粤语也开始有消失的危险。

“都市”与“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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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藤泽周平 译 | 竺祖慈

各地的城市长得越来越像了,一样的高楼、一样的街道、一样的着装、还有说一样的话,那些代表地方文化内涵的语言已悄然走向“大一统”,粤语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尴尬。

算是旧话了。我从某报看到,国土厅1976年夏天曾做过“农村与都市的意识调查”,佐藤藤三郎先生为此而怒。

难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当我们在外拼搏回到故乡,想和家人谈谈家常,却发现年轻一代的广州仔囡,早已不会说粤语。

佐藤先生住在山形县上山市从事农业,并以农村问题评论家而知名。介绍到这里,我还想加上一条——“山彦学校”学生。尽管他本人也许不喜欢这个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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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藤先生为何而怒,是因为这么一种说法:大多数国民都希望孩时在农村度过,青壮年期在都市工作,老后重返农村生活。

怀着这样的担心,我做了一个小采访, 竟发现

我也从报纸上看到过国土厅的调查报道,记得确实说高达百分之七十多的受访者希望老年后回归乡村。佐藤先生斥之为农村出身而现住都市者的自私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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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度经济成长政策之后农村的变化,我们只是睁眼看着,其实变化的实态已到了乡村之外的人难以把握的程度,无论生产方式还是生活、风俗和意识,都已全无昔日农村的影子。

来自煲冬瓜:

佐藤先生发表的文章和著述对我来说,都是一面理解农村现实的宝贵之窗。读了他的评论,我这样的人也得以理解农村现在发生的事。作为一位身居农村,现正艰难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他的话具有说服力。我因此而非常理解佐藤先生这次的愤怒,觉得合情合理。

小学三年级前,学校里很多老师说着一口不怎么标准的普通话为我们上课,上着上着,口音又飘到粤语去了……

人口正不断流向都市,农村因此面临荒废的危机,剩下的人为了维持农村的生产和传统节日、祭祀活动而饱受艰辛。走出乡村住在都市的人希望留住自然和田园风景,但又不希望自己被附加保存村祭等传统仪式和供给新鲜蔬菜的责任。佐藤先生说;那些身强力壮时在都市生活却不曾给农村任何回馈的家伙,上了年纪又想回到农村安度晚年,也太如意算盘。

以前听到最多的是,班里的外地小伙伴抱怨老师不讲普通话,她们听不懂。

读到佐藤先生这篇文章时,我条件反射似的想出这么一番情景:一对年轻的父母,带着两个孩子在走。父亲西装笔挺,系着领带,母亲也衣着时新。父亲出身于脚下这片土地,但母亲和孩子对这里的方言都听不懂也不会说,孩子都用城里人的习惯称呼爸爸妈妈。父亲从村里出去,长期住在遥远的都市,这次是回到久违的故乡过盂兰盆节,带着好多礼物,正在去扫墓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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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中遇到熟人时,父亲便打招呼,介绍妻子,这时的心情带着几分爽爽的感觉。

小学三年级,开始流行“推广普通话”,为了“推普”,说普通话被赋予了更多内涵,例如写规范字、说普通话。

他向自己出生的屋子走去,一面对妻子夸耀着在她眼中并不出色的风景。他是这个村子中的一户人家的次子或三子,抑或是排行更低的男孩,总之不是长子。他现在一路上看着久违的故乡,觉得还是自己出生的地方好。他的心中充满一种从都市生活那种严苛的生存竞争中解脱、回归生他养他的土地时的安乐感。

在学校的时候只说普通话,回到家里也懒得改回来。

这番情景多半是我自己年轻时的经历,也是我在故乡时常见的。对于这种情景,我如今已不能不感到某种羞愧。现在回村时,我总是不能不保持一种低调的感觉,这也许是因为自己对长年累月在村中留守者的心情已有几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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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复一日的观念灌输,现在我已经不习惯说粤语了,感觉普通话说得更顺口。

日本农村被遗弃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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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优质西服,手提大量礼物,带着都会装扮的妻子回来,村里人也许会说他“发达了”,但同时也会觉得他已经不是村里人。拖着鼻涕四处乱跑的时候,他倒是村里人。

来自豆豆:

然而,他走出村庄,现在已不用面朝黄土,而是穿着西服上班,这就不是村里人了。留在村里的人还得过着刨土求食的生活,除非特别的日子,平时是不穿西装的。这种差别应该严格而清晰。

我是老广人,一直都以讲粤语为豪,从小我就要求身边的朋友要讲粤语,朋友们也很乐意和我学粤语,但上大学后,我发现我再也没办法带领我的朋友和我一起讲粤语了。

身着西服的他也许并没考虑那么多。虽在都市生活,他却还以各种原因而与村子相联。说话的口音、吃东西的嗜好都是联系的因素,他也确实不时会留恋地想起那片生他的土地,若有近亲的庆弔之类,他也会乘火车赶回。村子依然活在他的意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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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不是村里人,却又不能完全成为城里人。这种半吊子的他,如今在都市中应属多数。尤其近年来都市的生活不像以前那样舒适,奔波于上班路上,空气污染,一定有人会担心自己在这种状况中渐渐老死,从而变得忧郁。也许正是像他这样的人,会对国土厅的调查给出老后想在农村生活的答案。

大学的朋友来自五湖四海,方言不同只能用普通话沟通,原以为毕业后上班能说回粤语,没想到上司是湖南人,同事是潮汕人。

佐藤先生斥责这种想法有点一厢情愿。这是正理。离开村子的人是舍弃故乡的人,是不顾来日的人,是向往西装革履的人。他上班虽说辛苦,但与面朝黄土的农活相比,工作却是干净而舒服。

现在粤语只能和家人聊,我真的厌烦了这种状态,可是却无力改变它。

况且,年纪轻轻就能身穿西服,操着都市语言生活,相对留在村里的人,他难道就不曾有过一点自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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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若如此,人到中年时尽管会觉得都市的饮食不合口味,却也不能说是想吃村里的酱菜。他不必絮叨如何怀念故乡的风景,以及村里的节日气氛,对于企业侵入以及公害的担心也都于事无补。只有那些含辛茹苦地留守乡村的人才有权利决定村子变成何样,别人不该死乞白赖地想回乡下养老。我也这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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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国土厅的调查和佐藤先生的文章出发,我又想到了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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